生活中的科学小常识-科学一定要进步吗？科学经济学有能力指导科学吗？

文|大观

编辑|宇儿

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科学经济学应该采用实证分析还是规范分析，威伯尔没有给出详细答案，但汉兹将威伯尔的理论解读成是规范分析。

科学经济学有能力指导科学吗？这如同经济学家指导社会经济一样，让人不得不质疑指导者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

本文将从实证分析角度来解读和适当批评威伯尔的理论，将新科学经济学限制在实证分析领域。

科学一定要进步吗？一定要为科学进行辩护吗？甚至说，科学一定要发展吗？对于这些问题，新科学经济学都不应该做出判断，而是尽可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分析科学。

对于拥有自由选择的科学家个人来说，他完全可以放弃科学研究。

而对于科学群体来说，当科学整体的发展止步不前，而社会又缺乏对科学产品的需求或对科学极端厌恶时，年轻的学者们可能会转向其他学科。

从科学史来看，科学萌芽于古希腊，发展于近代欧洲，并随着西方殖民活动进入其他文明。

在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话语权进入其它文明之前，其它文明在没有科学的情况下发展了上千年，假如科学的出现是一种偶然，它的消失也就可能成为必然。

在人类的历史河中，只有人类存。当然，这是一种极端且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推论，因为就目前来看，科学还具有很大的生命力，甚至让人觉得，人类离不开科学。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算科学知识体系最终会被其它知识体系淘汰。

那它对人类期的影响很大可能会被带入到对其他知识体系的研究之中而持续存在，就像古希腊的一些思想一样。

在科学经济学的角度，就算要为科学辩护，或者提出一些使科学稳定运行的建议，也必须清楚现实中的科学究竟是怎样，也就是说，实证研究始终是首位。

尽管运用经济学对科学进行实证研究非常困难，甚至从逻辑上来说，研究者根本无法拥有一个旁观者的视角。

但就算有观察渗透理论问题，就算观察者会不自觉带入自己的立场与偏好，实证分析也必须是规范分析的前提。

因为只有在知道并理解科学是怎样的前提下，才能对科学的发展进行恰当的辩护或建议。对于负载立场的观察者来说，更高的要求是，清楚自己的立场为何。

在一种极端的自然主义视角来看，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关系就如鸟类学家与鸟类的关系，鸟类学家所要做的主要工作不是规定鸟类应该怎么活动，而是研究鸟类是怎么活动的。

但科学哲学家与鸟类学家不同。

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可以相互交流，科学哲学家可以以一种专业的旁观者视角来指出科学家在某些方面上的不足，并给出相应解决的方案。

而鸟类学家在指出鸟类的缺陷时，鸟类是不可能在场的。

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作为人类，被迫卷入科学的现代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面对科学所造成的对人类的种种现代化问题，他们是有责任指出并批评的。

不过所有的规范性分析，都必须以实证性分析为前提，不能因为偏好科学知识就不对科学知识内容进行经济学分析。

科学知识经济学的相关概念

现如今，科学知识经济学的发展动力主要是用来解决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带来的问题，然而，一个只是作为应对策略的研究注定不会有远的发展。

科学知识经济学应该将注意力由为科学知识辩护转向自身体系的完善。

本节将在威伯尔新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科学知识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尝试完善科学知识经济学体系。

一、科学家选择的自由

科学知识经济学的第一假设：科学家个人拥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个武断的假设。人的选择是否具有自由是个较深且复杂的问题。

为了论证的简便性，这里只能武断假设人拥有选择的自由，并以之作为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前提假设之上，再讨论为什么人们常常只具有相对的选择自由。

选择自由的假设要求，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做决定。在科研活动中，他可以选择追寻真相，也可以选择数据造假，甚至可以选择剽窃他人的理论；

在社会活动中，它可以选择遵守法律与道德规范，也可以选择违法乱纪，做一个品德低劣的人。

当然，无论做怎样的选择，科学家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之所以要科学家拥有选择的自由生活中的科学小常识，目的是给科学建立起一个发展的原动力。

也就是说，正是科学家拥有选择的自由，科学理论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才能在面对旧理论停滞不前或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另辟蹊径，用新的理论刺激科学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假设强调了个人的选择，这对应于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假设：“个人”使所有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

之所以要强调个体的选择，一方面是为了强调个体的选择首先是为了满足个人而非集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个体的创造力与破坏力，在知识面前，人应该尽可能成为掌控者。

于是，个体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就成了科学知识发展的原动力生活中的科学小常识，换句话说，科学知识首先是在科学家个体这里产生的，也是在科学家个体这里得到辩护、发展与批判的。

当然，后面的分析会给出，只有少数个体对科学理论具有创造力与破坏力，并且往往只能在边际上体现，这是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破坏旧理论和创造新理论的代价太高。

科学家个人拥有选择自由的假设同样暗示，他需要持续在场，需要时刻认识到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意识到自己是自己的精神领袖，而不去盲目服从旧有的理论和科学制度。

然而持续的在场是一个很大的要求，他要求科学家成为一个冒险者和反抗者，并以个体的力量去审视和批判整个学科或理论的知识体系。

这不避免将自己置于舞台的灯光之下，以遭受他人的审视与批评，无论是从心理和身体上，还是从经济代价上来看，几乎没有科学家能够承受这样的压力。

作为个体的科学家需要一个“家”，他需要融入相应的科学团体，何况他必须在这样的科学共同体中经受相应的训练才能成为科学家。

二、科学家个体与具体情境的差异性

作为个体的科学家不能只是一个做选择的符号，他得拥有完整的躯体、丰富的科学理论，他得是个具体的人。

人与人之间总是差异化的，他们的性格、偏好、能力、受教育程度、生活遭遇等等都各不相同，使他们对同一事物或理论的理解也具有差异化。

对于科学家个体来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与家庭，有不同的性格与智力，接受的教育程度与专业训练各不相同，导致他们对科学的理解等都具有差异化。

这些差异化也可以被理解成科学家的先在禀赋，正是这些先在禀赋的差异性的存在，使他们所生产的科学知识之间也不避免具有差异。

科学家的在世问题，除了要讨论科学家个体先在禀赋的差异，还要讨论的就是具体工作情境的差异性。

这些具体情境一方面赋予科学家在世的场景，使科学家能够真正现实地进行科研活动；另一方面，这些具体情境也成为对科学家行为的限制。

具体的情境限制了科学家的选择自由，使他们原本开放的自由选择被限制为，只能在具体情境中进行选择。

但正是具体情境的限制，使科学家的选择从意识上的选择自由转向现实的选择自由。

不仅不同的科学家所面对的具体情境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同一科学家在不同时间所面对的具体情境之间也存在差异。

这些具体情境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经验事实的数量与种类、专业仪器的配备、研究的场所、使用的理论等等差异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差异都可以被当作科学家生产科学知识的原材料。

同一领域的大多数科学家所面对的情境是类似的，但少数科学家面对的具体情境可能具有显著性差异。

比如全新的经验事实，某种来自其他领域的很有启发性的思想等等，这些显著性的差异有可能使科学家生产出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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