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苏州名人费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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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平江路有一条东西走向横巷名叫混堂弄,混堂弄原名庆里。小弄里有一名恭寿堂的古建筑,是清未民初苏州名人费树蔚的旧宅。

费树蔚,(1883年–1935年),字仲深,号韦斋、愿梨、左癖、迂琐,祖籍为苏州吴江。1910年,正当腐朽的清廷行将就木之际,风华正茂,年方二十八岁的费树藯急流勇退,辞去了清廷的官职回苏州做了一名寓公。在袁世凯政府期间又二次出山,但时间很短,其一生大部分都生活在苏州家乡。

名人辈出的费氏家族

费树蔚的吴江费氏家族,是一个书香门笫名人辈出的名门望族,其祖先可以上溯到三国蜀汉著名政治家费祎。至费树蔚一代迁吴地已数辈,费树蔚藯的曾祖父费兰墀((1769年–1825年),字秀生,号朵云,嘉庆七年(1802年)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当过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的名臣陶澍是费兰墀的同年。

费兰墀官至翰林院编修,这是进士们官宦生涯的第一步,历史记录对费兰墀的宦海生涯就此戛然而止,想来费老先生为官时间不,早早回家读书耕田了。赋闲在家的费兰墀热心于公益事业,扶贫救困,做了许多有利于百姓的善事。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大水,费兰墀主动监督家乡赈灾银两的发放,组织人力打捞因洪灾四处漂流的浮棺浮尸,在苏州城外购买山地安葬;还致书当地官员为民请愿要求减税等。

费树蔚的父亲费延釐(1835年–1893年),字芸舫,号莪庵。同治四年二甲第二十一名进士,历任福建乡试副考官,河南学政、詹事府右中允等职。1882年,其兄费延庆病故,遂退出官场。

费树蔚本人育有三儿一女,老大费福焘(1904年-1963年),192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28年赴瑞士半工半读,学成归国后任永泰任丝厂驻美代表。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负责筹建中央机器厂,并担任代理总经理。解放以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914部队总工程师。

老二费福熊(1905年-1945年),后更名为费巩。1929年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教授,不幸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1978年被追认为烈士。

老三费福燕(1906年-1988年),字令宜,是费树蔚唯一的女儿。自上海中西女学毕业后,于1926年赴美国就读于伯纳教育学院和鲁林大学,获英国文学硕士。抗战胜利后赴美定居,从事出版教育工作。

老四费福煦(1909-1971年),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1934年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土木工程硕士。解放后期任教于苏州铁路技校、衡阳铁路工程学校和广州铁道工程学院。在反右和文革中费福煦备受摧残,终于罹患重病,不治而亡。

费家又通过联姻与许多名门家族紧密相连,费树蔚19岁中秀才,苏州名士曾当过广东巡抚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吴大澂,看中了费树蔚是青年才俊,把心爱的小女儿吴本静嫁与他。吴本静的姐姐吴本娴嫁与了时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费家与袁世凯家族成了姻亲,到了第二代,费袁两家又亲上加亲。

袁克定吴本娴所生女儿袁家第,也就是袁世凯的孙女嫁给了表弟费巩。

老大费福焘娶了苏州富啇昆曲家张紫东的女张清芬。老三费令宜嫁给了留美博士王守竞,王守竞是一名著名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其伯父王季烈是清未进士出身的物理学家兼翻译家,王氏祖先是明代名臣文学家王鏊。老四费福煦的妻子方诗群,早年毕业于上海教会名校晏摩氏女中,也是大家闺秀。

费树蔚藯的堂姐费漱芳嫁给了吴江文人柳念曾,生了个男孩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虽然柳亚子仅比费树藯小三岁,但论起辈份柳亚子得叫费树蔚一声舅。

绅士富商的多彩经历

费树蔚一生曾两次赴北京为官,一次是在清未宣统年间,一次是在袁大总统麾下,但都不,其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在苏州费树蔚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经商办企业,二是开展各类公益事业维护地方平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此时赋闲在家的费树蔚出于地方安定的考虑,与其他苏州士绅们一起力劝江苏巡抚程德全响应革命,程德全听从了。程德全便用竹竿挑落书院巷巡抚衙门的几片瓦,一场革命起义就算成功,避免了苏城一场战火。脱离了清政府的程德全急需地方士绅的支持,提议让费树蔚出任公职,费树蔚婉拒之,只答应出面牵头维持地方治安,不取分文报酬。费树蔚积极协助程德全维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开办公民布厂,吸收大量城市贫民做工。

与程德全易帜的同时苏州第一家发电厂问世,随之为争夺苏州电力市场苏州名人,反对日资渗透开展的一场斗争中,费树蔚积极投身于建设苏州电气厂,苏州电气厂最终取得商战的全面胜利。1919年,吴江施肇曾在震泽镇创办江丰农工银行,费树蔚投资五万元,为银行仅次于施肇曾的第二大股东;十年后他又与银行家林山共同组建资本额为100万元的儲蓄银行,行址设在观前街。

1925年11月,吴江成立红十字会,费树蔚任首任会,其重要法规制度均为费树蔚亲定。吴江红十字会成立之初,适逢中国内战频发,红十字会开展救助伤兵难民等善事。除此之外,费树蔚采用个人出资、集资等方法在吴江苏州两地兴修水利、疏浚湖港。作为一个吴江出身的文人,费树蔚还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修纂吴江地方志和人物志。由于其与吴中名士张仲仁都是热心地方事业人士,被人称为“吴中二仲”。

民国初年,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苏州地处沪、苏、浙三地交界处,又是一等富庶之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连年兵祸不断。作为地方重要名人,费树蔚不断周旋于江渐军阀之间,力求避免战火殃及苏城。有一次苏州当地驻军七、八两团不滿驻军一秦姓将领,发生哗变,眼看一场战火即将燃起,费树蔚出面说服军中将领和平处置反叛,事后还筹集粮饷以抚慰士兵。

与袁世凯家族的特殊关系

费树蔚与当时的中国第一家庭袁世凯家族有着特殊的关系,说其特殊,还真是说不清理还乱。费树蔚与袁世凯家族扯上关系,源自于费树蔚的老丈人吴大澂,吴大澂把七女儿吴本娴嫁给了袁家大公子袁克定,把八女儿吴本静嫁给了费树蔚,费树蔚与袁克就此成了连襟。费树蔚的儿子费巩又娶了袁克定的女儿袁家第,在连襟的基础上又成为儿女亲家,不过成为儿女亲家时洪宪皇帝早已驾崩多年了。

1915年7月,费树蔚第二次赴北京任官职,担任肃政厅肃政史,所谓肃政史就是负责监督官员的。费树蔚在这个节骨眼上就任袁政府高官确实很敏感,1915年正是袁世凯称帝复辟活动甚嚣尘上之际;是年四月,极力主张君主立宪制的杨度上书袁世凯《君宪救国论》,核心内容就是撺掇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很受用,称之为“至理名言”。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复辟即将成为现实,即使不敢或不能公开反对,也都退避三舍,躲开袁世凯这条贼船;而费树蔚却在此时就任肃政史,是一时糊涂还是受其连襟袁克定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学者普遍认为,主张复辟帝制撺掇袁世凯称帝的主要人物外有杨度内有袁克定。

费树蔚是否因与袁克定的关系就成为复辟派,也无法考证,但其出任当时政府高官给世人留下猜疑,其两小无猜的外甥柳亚子为此与费树蔚割袍断交。

实际上费树蔚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关系似平比连襟袁克定更铁。袁克文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他是反对老爸复辟称帝的,此时袁克文也在政府内任职。或许两人在反复辟问题上观点一致,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不久费树蔚便辞职回家了,袁克文也与家庭因政见不和谪居上海。

费树蔚与袁克文关系之亲密,可谓无话不谈,袁克文有关个人感情也会向费树蔚倾,而费树蔚也竭尽所能帮助袁克文。他俩有一个共同的同事时任总统府女秘书的吕碧城,吕碧城是清未民初的奇女子,才华横溢,集诗人、女权主义为一身,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邓颖超曾经聆听过她的讲课。费树蔚绝对是美女兼才女吕碧城的男闺密,他俩曾结伴西湖泛舟,海宁观潮,吕碧城还应费树蔚之约携女友游苏州,留下了咏叹石湖、邓尉等名胜的诗词。他俩彼此欣赏对方的文才,经常诗词唱和。费树蔚为吕碧城《信芳集》作序写道:“予识吕碧城垂二十年,爱之重之”。为了实现吕碧城出版文集的愿望,费树蔚抱病为其校对、刊印《吕碧城集》。

1918年吕碧城患病,自感来日无多,遂修书至费树蔚托办后事:“果不久物化,拟葬邓尉,购广地于湖山胜处,…植红绿梅多本,使常得文人酹酒吟吊吾魂。”然而却是虚惊一场,反倒是费树蔚先她而去。1935年费树蔚溘然辞世,而吕碧城远在欧美,归国闻此噩耗,悲痛万分,写下了悼亡词《惜秋华》,词作可谓字字泪,句句情,表达了女诗人的无比怀念,这是后话。

此时的袁克文虽然是著名的民国大众情人,身旁不乏名媛名妓,但他私下却钟情于吕碧城,于是试探吕碧城是否有意的任务就落到了费树蔚的身上。第一次试探吕碧城笑而不答,第二次回答曰:“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不知袁二公子听后是否会吐血!此民国第一才女与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花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费树蔚与袁氏家族关系的密切。

洪宪帝制八十三天就寿终正寝,袁世凯一世英名就此毁于一旦,本人也跟着短命王朝一命呜呼。可是这短暂的闹剧给中国近代史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费树蔚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事件过去许多年以后,时不时还有人拿洪宪王朝来恶心费树蔚及其家人。

1930年,苏州一家报纸《大光明》第九十六期发了一则消息,题目很吸引人眼球,名为《洪宪公主养疴海上》,这洪宪公主指得就是费树蔚的二儿媳袁世凯孙女袁家第。在共和制深入人心的三十年代,有谁愿意再和洪宪帝制扯上关系?偏偏这作者哪壶不开提哪壶,明显是存心给费树蔚添堵。这费树蔚也挺逗,虽然恼火,但仍然诗兴大发,在《大光明》上刊七绝诗四首,名曰《更正》,对蓄意诋毁进行了含蓄的反击。

与柳亚子的恩怨是非

费树蔚与柳亚子虽然一个是堂房舅舅,一个是堂房外甥,但两人年龄仅相差三四岁,基本上算得上是同龄人。两人关系经历过两小无猜、反目成仇和重归于好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柳亚子都是主动的一方。

柳亚子晚年回忆,在其三岁多的时候,其母费漱芳女士常带着他去苏州拜见费氏费,曾旅居苏州庆里。在苏期间柳亚子与费树蔚一起嬉戏游玩,显见得两家两人之关系之密切。大了,两人同在吴江考秀才,甥舅两人考卷一出来,让主考官县太爷犯了难,两人成绩难分伯仲,谁得第一都应该。无奈的县太爷临机一动,找来了柳亚子告知实情,并说费树蔚既然一辈,就排名第一,委曲外甥为第二。柳亚子听了,二话没说,欣然同意。

但是,随着费树蔚成为权势炙手可热袁世凯家庭的姻亲和袁氏政府高官,又随着柳亚子日益在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中锋芒毕露,两人政治上的分歧终于促使这对甥舅反目成仇,柳亚子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与费树蔚绝交。

有一件事很能体现两人当时的政治态势和关系,1915年5月,柳亚子、李叔同等一批南社成员集会于杭州西泠印社,集会后,李叔同陪同柳亚子在浙江游山玩水。有一天两人逛书摊,偶见一册《圭塘唱和集》,此书是袁克文于1910年抄录后的影印本,都是袁世凯与遗老遗少的唱和诗。李叔同随手一翻,内有好几首费树蔚和袁世凯的诗,诗集还有费树蔚洋洋千言的亲笔序,落款为“乙卯初春吴江费树蔚”。柳亚子看见,火冒三丈,劈手夺过诗集,狠狠扔在地上,恨恨连声。回去以后,柳亚子仍然怒气难消,挥笔写下了一首名为《中日条约签字后旬日,适见所谓〈圭塘倡和集〉者,感题一绝》,诗中后两句为“流芳遗臭寻常事,犹见歌功颂德人。”直斥费树蔚。

两人重归于好,源自于费树蔚在柳亚子家遭遇不测时施以援手。1927年“四一二事变”,殃及到了并非共产党员的柳亚子。据柳亚子回忆,国民党右翼在江浙沪一带列了一个黑名单抓人,共产国际代表苏联人鲍罗庭名列第一,柳亚子名列第二十二名。5月8日深夜,一队国民党军警闯进吴江黎里镇柳宅,点名要抓柳亚子,情急之中柳亚子躲藏在密室之中才得以幸免,军警们误把柳亚子妹夫凌光谦当作柳亚子抓走。躲过一劫的柳亚子连夜化装,雇了条小船三天三夜逃到上海,后又秘密东渡日本。柳亚子母亲费漱芳女士急忙差人送信至苏州,委托费树蔚营救凌光谦,费树蔚慨然应承,三天后凌光谦得以释放。

一年多后躲过了白色恐怖的柳亚子回国,他前往苏州桃花坞费树蔚新宅,据《费韦斋集序》中称在这次拜访中,柳亚子以酒后失态道谦于舅,以此推断,费柳两人显然曾经发生过正面冲突。不过这次会面皆大欢喜,外甥道了谦,舅舅很大度,双方一笑冺恩仇。

费树蔚辞世后,费树蔚大儿子费福焘刊印《费韦斋集》,请求柳亚子撰写序言,柳亚子说:“余不敢辞,亦不能辞”,洋洋千言为之作序,深情回忆了与费树蔚半个多世纪的亲情和友情,为他俩的恩怨是非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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