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中国如何找到新的人口机遇?
今年春节前夕,一组有关中国人口的统计数据引发舆论热议:截至2022年末,中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近61年来中国首次人口负增。
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也是影响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当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首次迎来人口负增,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在消失?这个负增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哪些影响?在未来的全球人力资源结构中,中国又如何找到新机遇?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邀请中国人口学会副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杜鹏进行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负增”后
中国人口红利仍在
中新社记者:“人口负增”意味着什么?中国会不会就此正式进入“期人口负增”周期?
杜鹏:人口负增是指总人口数量开始减少这一标志性转变,其源于生育率的下降。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2.1,2.1也被称作世代更替水平,即低于更替水平就相当于已经踩下了人口增的刹车,或早或迟就会出现人口负增。因此,中国人口负增起因于30年前,只是到了2022年,直观的数据才显示出真正进入人口负增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中国人口负增,它还伴随着出生人口首次少于1000万这一事件。观察历史,1963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10年前都还在1500万人以上,2022年降到了956万。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可能都要处于人口负增状态,只是速度快慢问题。
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邀请中国人口学会副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杜鹏(右)进行解读。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在人口结构中曾获得哪些好处?“人口红利”是不是真在消减?
杜鹏:我们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人口红利是经济学概念,它不仅取决于人口结构,更关键的因素是能不能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改革开放前,中国劳动力就非常丰富,但这并不是后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本身充分释放了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优势,这才创造了人口红利。我们说如今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基于三方面原因:
其一,中国劳动力数量仍然非常庞大。到202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8.76亿,规模依然庞大。
其二,中国在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中国8亿多劳动力中,绝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增到近11年。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076万,而中国一年新增就业人口在1300万人左右,如果实现充分就业,绝大多数新增就业人口都是高教育素质人口。我们的劳动力数量可能在未来一些年出现缓慢下降,但劳动力素质在提高,这给我们充分利用庞大的高素质劳动人口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其三,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体制机制在进一步完善,可以不断促进劳动力供给和就业需求更好匹配。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到城镇,实现了更有效的人力资源配置。
因此,必须看到,我们依然有庞大的劳动力队伍,有更好的劳动力素质结构,有更完善的机制使高素质劳动力更紧密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所以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政策放宽
为何有些年轻人不愿生孩子?
中新社记者: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曾刊文谈到,低生育率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这里的“风险”主要包括哪些?
杜鹏:人口负增后,一方面人口总量特别是劳动力数量在下降,另一方面人口在老龄化,特别是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趋势。
“少子”是人口负增最主要动因,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关注未来几十年中,生育率能否得到有效提升。这个“提升”不是恢复到一二十年前的状态,而是首先使它不再进一步下降,同时,使有生育意愿的人们能够充分实现生育意愿。
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的相关因素,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未来5-10年尽快解决,可能人口负增就会进入加速过程。而从期来说,虽然人口增总会进入到一个负增阶段,但我们还是要力争生育率不出现急剧下降,不出现出生人口数量期低迷,这样才有利于人口期均衡发展。
资料图:医护人员照看婴儿。孙莹 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不断调整优化生育政策,释放生育潜力。那么,政策调整后,出生人口为何不升反降?为什么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愿生孩子了?
杜鹏:生育率下降背后有多方面因素。第一,社会保障普及后,养老不再仅依靠子女,人们的生育观念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第二,医疗卫生水平和人民健康水平在提高。如今,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8.2岁,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已经超过80岁,这也对生育水平产生了影响。人口结构变化以后,年轻的育龄人口在减少,所以在同样出生率的情况下,每年生育的人数也在减少。
第三,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女性就业率非常高,女性要去平衡生育和职业发展的关系。
第四,教育水平在提高。我们常说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趋于下降,这里有观念的变化。同时,教育时间延中国人口,初婚初育年龄也随之推迟,职场女性在生育方面付出的代价会更高,这也会导致生育人口数量下降。
综合来看,育龄妇女人数在减少,初婚初育年龄在推迟,离婚率、不婚率也在提高。同时,年轻人也会遇到工作和生育之间平衡的难题。这些因素叠加,使得2022年的出生人口数创下了新低。
“量的优势”与“质的优势”
中新社记者:当“少子老龄化”成为常态,人口结构的“一减一增”之间,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杜鹏:我们在进行全面的准备。早在2006年,国家层面就已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此后又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共二十大报告将“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放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部分进行部署。从实践来看,这些年我们也在不断探索解决“一老一小”难题,诸如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探索普惠托育,促进教育公平等,减轻年轻人在孩子择校、课外辅导等方面的焦虑或抚育成本。
此外中国人口,养老措施发挥作用与提高生育率也密切相关。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一般老人会照看,如果第二个孩子还让老人照看,老人就要有8-10年时间全部用来为子女照看孩子,这就提出新挑战:老人是否愿意帮助子女承担抚养责任。
跟养老一样,这里会涉及很多社会保障问题,怎么促进老人和子女共同居住,怎么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年轻人优待,怎么解决老年人的异地医保问题等等,这些方面国家一直在不断完善相关措施。
当然,政策路径上已非常清晰,但政策落地实施,还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够看到真实成效。
资料图:家骑车送学生返校上课。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
中新社记者:应对“少子老龄化”,国际上不少国家已有探索,我们能从其他国家获得哪些经验或教训?当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杜鹏:近年来,我们也在借鉴一些国家鼓励生育的相关措施。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一是战略重视,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二是综合施策,不能单从某一方面着力;三是博采众,不同国家的好经验,要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取舍借鉴。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中新社记者:最近,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谈到,通过提高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率来解决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问题。中国人口从“量的优势”到“质的优势”转变,需要在哪些方向重点着力?
杜鹏:首先要明确,我们不是担心人口负增导致劳动力不够用了,而是更关注庞大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群体,能不能获得与自己相匹配的就业岗位,使劳动力供给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紧密结合。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方式也会越来越关注于靠技术密集型产业去促进未来的发展。
罗奇的观点也非常重要,他强调个人要素、全要素的生产,也就是我们不能简单比较劳动力数量,更要比的是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结构以及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图为杜鹏。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如何找到新的人口机遇?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的人口预测称,印度将在今年4月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未来的全球人力资源结构中,中国如何找到机遇?
杜鹏:人口数量第一、第二,本身没有优劣可言,我们没必要过分关注人口规模排第几,而更应关注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更有利,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是否在持续提高,更应关注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哪些优势与挑战。优势方面,无论是人口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还是人口城镇化进程,与印度相比,我们都高得多。挑战方面,我们的生育率较低,人口老龄化较快,也意味着在社会保障方面,要花更大力气去提升生育水平,解决托育养老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地区间城乡间差距问题等等。因此,不必拘泥人口数量的排名,我们必须看到过去40年,特别是过去10年的发展成就,从而利用自身优势和发展势能,立足人口国情,去走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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